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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家陷于苦海中,海悦陪伴减负担

有时候,辅导员或社工提供援助并不仅仅是帮助一个人那么简单。复杂的家庭关系往往使援助工作更加困难,尤其当我们遇上多名“伤者”的情况。以下这个个案便是如此。我们试着从个别家庭成员的角度去阐明各人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。这样的个案需要更多的毅力、耐心和同理心才能照顾到各方,并给予全面的援助。


个案主人翁:何女士,77岁

Photo by Steven HWG on Unsplash
“活着没有意思了。我想快点去西方极乐世界。”

每当海悦辅导员业苹上门探访的时候,何女士都会沮丧地这么说。何女士患有多种慢性疾病,如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、双膝关节炎、盆骨骨折等。而最严重的是肾衰竭,已经开始影响她的视力。由于腿脚无力加上眼睛看不清楚,何女士需要靠人搀扶才能行走。在家里,她依靠着拐杖走路,而出门则使用轮椅。因此,她的先生不想她出门,即使是到寺庙祈愿也不行。

“我老公每天骂我。可是我儿子不明白。他都不在新加坡。他不知道他的老爸真的很难相处。”

每次先生出门买东西都会带着女佣,把何女士一个人留在家里。这令她感到非常孤独无助。她每天以泪洗脸,还幻想丈夫和女佣搞外遇。有时先生回来晚了,何女士就得忍着饥饿,饥肠辘辘地等着他把午餐带回来。

“我儿子都不理我,不要跟我讲电话。”

何女士的独生子在国外工作,只能通过电话和老母亲保持联络。虽然对儿子有怨言,但何女士还是担心儿子的工作,怕他会被公司裁员。因此业苹的探访令何女士很开心,终于有了说话的对象。

“我很没有用,应该早点死掉算了。”

孱弱的何女士常常因为步伐不稳而意外摔倒,跌得身上到处淤青,有时甚至无法爬起身来。但是先生都因为救护车费昂贵而拒绝送医,只是吩咐女佣给何女士擦擦药酒。有一回,何女士怀疑是因为子宫肿瘤压迫膀胱而导致尿失禁,但是先生还是拒绝一切的医疗探查。而每一次发生意外以后,何女士都得遭受先生的一轮责骂。这令她陷入绝望而萌生了结束一切的念头。终于有一天夫妻俩大吵一架,何女士激动地想攀窗自尽。幸亏女佣及时冲上前将她拉住。


为了避免这两位老夫妻之间再次发生恶性的摩擦,业苹建议何女士去参加年长者日间照护中心,但是遭到先生的反对,原因是他不想增加额外的开销。何女士也因为身心疲倦终日想睡觉而不想出门。渐渐地,她也谢绝所有访客和社区援助人员。


最终何女士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和失智症。吃了心理医生开出的药之后,她心情慢慢好转,也会担心起开始出现健忘行为的先生了。


何女士的丈夫:郑先生,87岁

(图库照片)
“我虽然老,还可以煮饭,还可以照顾我老婆。我们自己可以了,不需要外人帮忙。”

郑先生本身也是年迈且孱弱,然而却非常固执。他引以为傲的就是,自己能单独撑起一个家,还能照顾病弱的太太。


郑先生是一家之主,紧紧地掌管着全家的财务。有时候为了省钱,两老甚至和女佣三人同吃两包菜贩。虽然看似经济拮据,但是郑先生还是拒绝申请财务援助,害怕被迫将组屋屋契回购给建屋局。起初,他对海悦辅导员业苹也很有戒心,不想外人干预他们的生活,也担心会别人批判他没有能力照顾太太。

“屋子,我要留给我儿子的。”

由于郑先生经常生气易怒,业苹怀疑他可能也出现认知障碍。他有时会忘记带钥匙,或忘记搭几号巴士回家,有一次还忘记回家的路。可是,郑先生在接受医生评估的时候表现地非常不合作,拒绝回答医生的问题,因此无法作出可靠的诊断。他也拒绝助听器,或任何需要付费的服务如日间照护中心或登门护理服务。


后来,郑先生不幸地心脏病猝发而必须入院。尽管如此,他还是嚷着要出院。之后,他陆陆续续地因为各种紧急病况而被送入医院。最终,他也不认得业苹了。


何女士的儿子:士明,50岁

Photo by on Unsplash

士明在国外生活和工作已经25年了,每逢过年才会回新加坡探望父母。近年来,他几次遭遇裁员,收入不稳定,无法充足地维持自己和父母的生活费。


虽然身在国外,士明经常与父母通电话保持联络。父母亲之间的摩擦让他感到很困扰,可是他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母亲。每当母亲投诉父亲的时候,他只能选择避开话题。他虽然很担心老父老母,但是工作不稳定让他不能经常回家,这也给他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。


海悦辅导员业苹和士明联络上以后,建议他替母亲约见老人科心理医生,从而让母亲得到适当的评估,确诊患上失智症,也让母亲得到适当的药物治疗,缓解低落的情绪。


在一次过年回新,士明在家中安装了闭路电视,确保父母的安全。他也通过失智症协会的帮助,为女佣提供照护失智症患者的培训。可是当他向父亲提起持久授权书的时候,却被父亲生气地轰出屋外。


随着老夫妇的问题越来越多,参与援助的机构越来越多。很多困难的决策和各方繁琐的沟通都集中到士明身上。虽然身在国外,士明也被远程照护的责任压得透不过气。在精神和工作压力之下,他自己的健康也开始出现问题,终日被失眠和严重偏头痛所折磨。在忍无可忍之下,他一度断绝与援助团体的一切联络。


出乎士明所预料的,父亲陡然病逝。虽然他及时赶回家与父亲道别,但是父亲的离世让他非常震惊。他毅然决定辞职回返新加坡,照顾老母亲。

“我庆幸回来新加坡陪伴妈妈到最后,我们一起度过一段快乐而且宝贵的日子。”

何女士的女佣:拉拉,25岁

Photo by Macau Photo Agency on Unsplash
“照顾阿嫲很容易。她会合作,配合我。阿公就相反,他整天发脾气。”

拉拉初到郑家做帮佣的时候,那是她第一次离开缅甸的家乡到新加坡打工。她的工作是打扫房子,让何女士定时吃药,还有陪同两老去复诊。


刚开始的时候,拉拉常常陪同郑先生出门买东西,因此何女士对她很有敌意。日子久了,拉拉真诚的对待和细心的照顾慢慢让何女士软化,不再对她刁难。拉拉也学会给何女士按摩手脚缓解酸痛。当何女士被诊断出失智症以后,拉拉接受了失智症协会的培训,能够更妥善地照顾何女士。

“先生不在新加坡。我觉得很为难。不知道要听谁的?”

其实,拉拉看着郑老先生每天怒骂何女士,心里更加害怕。有时候,她觉得难以服从郑老先生的指示,只好发简讯给国外的士明请求指示。慢慢的,她开始更独立地照顾两老,自发地去买菜做饭,让老人家能有简单的三餐。

“阿公上个月没有给我工钱。他好像忘记。我不敢问。”

郑老先生开始出现健忘的现象,其中一个月忘了给拉拉发工钱。与此同时,家中的气氛也变得十分紧张。两老的情绪非常激动,容易吵架。何女士甚至想跳楼自杀,幸好拉拉及时阻止她。

拉拉自己也因为情绪紧张加上饮食不均而引发胃痛。鉴于外籍人士身份,她无法在本地求医,因此萌生回国的念头。可是何女士极力挽留她。


海悦的援助

当海悦辅导员业苹刚开始探访何女士的时候,她的情绪非常低落,常常提起自杀的想法。在先生日复一日的责骂之下,她的自我价值跌到谷底。她也处于被孤立,以及被伴侣忽略或虐待的风险。


在每两周的探访中,业苹为何女士提供安慰与辅导,教导她如何应付先生的责骂以及改善与女佣的关系。通过回忆疗法,何女士笑谈当年,回想起年轻的时候在百货公司当收银员的快乐时光。这些回忆大大提高了她的自信心。业苹带她到寺院去拜拜,了却她祈福的心愿,同时也评估女佣推轮椅的能力,让何女士对女佣放心。


业苹给何女士进行简式智能评估后,分数显示有中度失智症的可能性。但是因为何女士的儿子士明在国外,在缺乏代言人的情况下无法取得心理医生的正式评估。于是,业苹劝请士明为母亲约见老人科的心理医生,自己则陪同何女士赴诊,通过视讯让士明为母亲发言。在这样的协调安排下,何女士终于得到适当的药物治疗,缓解抑郁的情绪,也减缓认知的退化。


由于两老经常需要复诊,业苹与多个社区伙伴机构合作。除了紧密监督两老的日常安全以外,也安排医疗护送服务接送他们到医院复诊。各个机构之间频密洽商厘清各自的角色,以达到配合无间,并简化与士明的沟通,减轻他的精神负担。


何女士原本对参加日间照护中心并不积极。在业苹不气馁的游说之下,何女士终于答应参加,并且得到先生的批准。走出屋子与外界交流和互动让她的心情开朗起来,也减少了孤立感。


郑老先生突然去世后,业苹继续给何女士和士明提供丧亲辅导。之后的六个月中,何女士的心情比以往平静,也享受着儿子每天陪伴在侧的快乐。在冠病疫情爆发的时候,何女士的病情开始恶化。临终慈怀团队因此介入提供援助。业苹碍于阻断措施无法上门探访,依然 通过电话给予士明关怀与支持。


何女士安然去世后,业苹建议士明接受丧亲辅导,但士明感觉自己可以处理悲伤而婉拒。之后的跟进也知晓他在新加坡已经找到新的工作,开始新生活。


(为了保护个案的隐私,故事中的姓名,照片以及部分细节已作更改)

业苹总共服务了何女士三年半的时间,陪伴她走过人生的最后那些艰难的日子。因为有您的支持,海悦才能继续为年长者服务。请您继续帮助其他像何女士一样处境的年长者,让她们的晚年能有一些快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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