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时候，辅导员或社工提供援助并不仅仅是帮助一个人那么简单。复杂的家庭关系往往使援助工作更加困难，尤其当我们遇上多名“伤者”的情况。以下这个个案便是如此。我们试着从个别家庭成员的角度去阐明各人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。这样的个案需要更多的毅力、耐心和同理心才能照顾到各方，并给予全面的援助。
个案主人翁：何女士，77岁
“活着没有意思了。我想快点去西方极乐世界。”
每当海悦辅导员业苹上门探访的时候，何女士都会沮丧地这么说。何女士患有多种慢性疾病，如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、双膝关节炎、盆骨骨折等。而最严重的是肾衰竭，已经开始影响她的视力。由于腿脚无力加上眼睛看不清楚，何女士需要靠人搀扶才能行走。在家里，她依靠着拐杖走路，而出门则使用轮椅。因此，她的先生不想她出门，即使是到寺庙祈愿也不行。
“我老公每天骂我。可是我儿子不明白。他都不在新加坡。他不知道他的老爸真的很难相处。”
每次先生出门买东西都会带着女佣，把何女士一个人留在家里。这令她感到非常孤独无助。她每天以泪洗脸，还幻想丈夫和女佣搞外遇。有时先生回来晚了，何女士就得忍着饥饿，饥肠辘辘地等着他把午餐带回来。
“我儿子都不理我，不要跟我讲电话。”
何女士的独生子在国外工作，只能通过电话和老母亲保持联络。虽然对儿子有怨言，但何女士还是担心儿子的工作，怕他会被公司裁员。因此业苹的探访令何女士很开心，终于有了说话的对象。
“我很没有用，应该早点死掉算了。”
孱弱的何女士常常因为步伐不稳而意外摔倒，跌得身上到处淤青，有时甚至无法爬起身来。但是先生都因为救护车费昂贵而拒绝送医，只是吩咐女佣给何女士擦擦药酒。有一回，何女士怀疑是因为子宫肿瘤压迫膀胱而导致尿失禁，但是先生还是拒绝一切的医疗探查。而每一次发生意外以后，何女士都得遭受先生的一轮责骂。这令她陷入绝望而萌生了结束一切的念头。终于有一天夫妻俩大吵一架，何女士激动地想攀窗自尽。幸亏女佣及时冲上前将她拉住。
为了避免这两位老夫妻之间再次发生恶性的摩擦，业苹建议何女士去参加年长者日间照护中心，但是遭到先生的反对，原因是他不想增加额外的开销。何女士也因为身心疲倦终日想睡觉而不想出门。渐渐地，她也谢绝所有访客和社区援助人员。
最终何女士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和失智症。吃了心理医生开出的药之后，她心情慢慢好转，也会担心起开始出现健忘行为的先生了。
何女士的丈夫：郑先生，87岁
“我虽然老，还可以煮饭，还可以照顾我老婆。我们自己可以了，不需要外人帮忙。”
郑先生本身也是年迈且孱弱，然而却非常固执。他引以为傲的就是，自己能单独撑起一个家，还能照顾病弱的太太。
郑先生是一家之主，紧紧地掌管着全家的财务。有时候为了省钱，两老甚至和女佣三人同吃两包菜贩。虽然看似经济拮据，但是郑先生还是拒绝申请财务援助，害怕被迫将组屋屋契回购给建屋局。起初，他对海悦辅导员业苹也很有戒心，不想外人干预他们的生活，也担心会别人批判他没有能力照顾太太。
“屋子，我要留给我儿子的。”
由于郑先生经常生气易怒，业苹怀疑他可能也出现认知障碍。他有时会忘记带钥匙，或忘记搭几号巴士回家，有一次还忘记回家的路。可是，郑先生在接受医生评估的时候表现地非常不合作，拒绝回答医生的问题，因此无法作出可靠的诊断。他也拒绝助听器，或任何需要付费的服务如日间照护中心或登门护理服务。
后来，郑先生不幸地心脏病猝发而必须入院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嚷着要出院。之后，他陆陆续续地因为各种紧急病况而被送入医院。最终，他也不认得业苹了。
何女士的儿子：士明，50岁
士明在国外生活和工作已经25年了，每逢过年才会回新加坡探望父母。近年来，他几次遭遇裁员，收入不稳定，无法充足地维持自己和父母的生活费。
虽然身在国外，士明经常与父母通电话保持联络。父母亲之间的摩擦让他感到很困扰，可是他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母亲。每当母亲投诉父亲的时候，他只能选择避开话题。他虽然很担心老父老母，但是工作不稳定让他不能经常回家，这也给他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。
海悦辅导员业苹和士明联络上以后，建议他替母亲约见老人科心理医生，从而让母亲得到适当的评估，确诊患上失智症，也让母亲得到适当的药物治疗，缓解低落的情绪。
在一次过年回新，士明在家中安装了闭路电视，确保父母的安全。他也通过失智症协会的帮助，为女佣提供照护失智症患者的培训。可是当他向父亲提起持久授权书的时候，却被父亲生气地轰出屋外。
随着老夫妇的问题越来越多，参与援助的机构越来越多。很多困难的决策和各方繁琐的沟通都集中到士明身上。虽然身在国外，士明也被远程照护的责任压得透不过气。在精神和工作压力之下，他自己的健康也开始出现问题，终日被失眠和严重偏头痛所折磨。在忍无可忍之下，他一度断绝与援助团体的一切联络。
出乎士明所预料的，父亲陡然病逝。虽然他及时赶回家与父亲道别，但是父亲的离世让他非常震惊。他毅然决定辞职回返新加坡，照顾老母亲。
“我庆幸回来新加坡陪伴妈妈到最后，我们一起度过一段快乐而且宝贵的日子。”
何女士的女佣：拉拉，25岁
“照顾阿嫲很容易。她会合作，配合我。阿公就相反，他整天发脾气。”
拉拉初到郑家做帮佣的时候，那是她第一次离开缅甸的家乡到新加坡打工。她的工作是打扫房子，让何女士定时吃药，还有陪同两老去复诊。
刚开始的时候，拉拉常常陪同郑先生出门买东西，因此何女士对她很有敌意。日子久了，拉拉真诚的对待和细心的照顾慢慢让何女士软化，不再对她刁难。拉拉也学会给何女士按摩手脚缓解酸痛。当何女士被诊断出失智症以后，拉拉接受了失智症协会的培训，能够更妥善地照顾何女士。
“先生不在新加坡。我觉得很为难。不知道要听谁的？”
其实，拉拉看着郑老先生每天怒骂何女士，心里更加害怕。有时候，她觉得难以服从郑老先生的指示，只好发简讯给国外的士明请求指示。慢慢的，她开始更独立地照顾两老，自发地去买菜做饭，让老人家能有简单的三餐。
“阿公上个月没有给我工钱。他好像忘记。我不敢问。”
郑老先生开始出现健忘的现象，其中一个月忘了给拉拉发工钱。与此同时，家中的气氛也变得十分紧张。两老的情绪非常激动，容易吵架。何女士甚至想跳楼自杀，幸好拉拉及时阻止她。
拉拉自己也因为情绪紧张加上饮食不均而引发胃痛。鉴于外籍人士身份，她无法在本地求医，因此萌生回国的念头。可是何女士极力挽留她。
海悦的援助
当海悦辅导员业苹刚开始探访何女士的时候，她的情绪非常低落，常常提起自杀的想法。在先生日复一日的责骂之下，她的自我价值跌到谷底。她也处于被孤立，以及被伴侣忽略或虐待的风险。
在每两周的探访中，业苹为何女士提供安慰与辅导，教导她如何应付先生的责骂以及改善与女佣的关系。通过回忆疗法，何女士笑谈当年，回想起年轻的时候在百货公司当收银员的快乐时光。这些回忆大大提高了她的自信心。业苹带她到寺院去拜拜，了却她祈福的心愿，同时也评估女佣推轮椅的能力，让何女士对女佣放心。
业苹给何女士进行简式智能评估后，分数显示有中度失智症的可能性。但是因为何女士的儿子士明在国外，在缺乏代言人的情况下无法取得心理医生的正式评估。于是，业苹劝请士明为母亲约见老人科的心理医生，自己则陪同何女士赴诊，通过视讯让士明为母亲发言。在这样的协调安排下，何女士终于得到适当的药物治疗，缓解抑郁的情绪，也减缓认知的退化。
由于两老经常需要复诊，业苹与多个社区伙伴机构合作。除了紧密监督两老的日常安全以外，也安排医疗护送服务接送他们到医院复诊。各个机构之间频密洽商厘清各自的角色，以达到配合无间，并简化与士明的沟通，减轻他的精神负担。
何女士原本对参加日间照护中心并不积极。在业苹不气馁的游说之下，何女士终于答应参加，并且得到先生的批准。走出屋子与外界交流和互动让她的心情开朗起来，也减少了孤立感。
郑老先生突然去世后，业苹继续给何女士和士明提供丧亲辅导。之后的六个月中，何女士的心情比以往平静，也享受着儿子每天陪伴在侧的快乐。在冠病疫情爆发的时候，何女士的病情开始恶化。临终慈怀团队因此介入提供援助。业苹碍于阻断措施无法上门探访，依然 通过电话给予士明关怀与支持。
何女士安然去世后，业苹建议士明接受丧亲辅导，但士明感觉自己可以处理悲伤而婉拒。之后的跟进也知晓他在新加坡已经找到新的工作，开始新生活。
（为了保护个案的隐私，故事中的姓名，照片以及部分细节已作更改）
业苹总共服务了何女士三年半的时间，陪伴她走过人生的最后那些艰难的日子。因为有您的支持，海悦才能继续为年长者服务。请您继续帮助其他像何女士一样处境的年长者，让她们的晚年能有一些快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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